轼曰：“在朝则言，在外则不言，事君之常礼耳。苏轼说：“在朝廷就说话，在外地就不说，这是服事君王的礼节。
上所以待公者，非常礼，公所以待上者，岂可以常礼乎?”皇上对待你不是通常的礼节，你对待皇上，难道可以用常礼?”
安石厉声曰：“安石须说。”王安石厉声说：“我王安石要讲。”
又曰：“出在安石口，入在子瞻耳。”又说：“话出在我王安石的口，进了你苏子瞻的耳朵。”
又曰：“人须是知行一不义，杀一不辜，得天下弗为，乃可。”又说：“人必须知道做一件不义的事，杀一个无罪的人，即使得到天下也不能这样做，终可以算是好人。”
轼戏曰：“今之君子，争减半年磨勘，虽杀人亦为之。”苏轼开玩笑说：“现在的君子们，争着减少半年的磨勘期，即使杀人也能做出来。”
安石笑而不言。王安石笑着不说话。
至常，神宗崩，哲宗立，复朝奉郎、知登州，召为礼部郎中。苏轼到常州，神宗去世，哲宗即位，授朝奉郎、登州知州，召他做礼部郎中。
轼旧善司马光、章敦。苏轼以前和司马光、章敦友善。
时光为门下侍郎，敦知枢密院，二人不相合，敦每以谑侮困光，光苦之。当时司马光任门下侍郎，章敦任枢密使，两个人意见不合，章敦常常用戏弄侮辱来为难司马光，司马光为此苦恼。
轼谓敦曰：“司马君实时望甚重。苏轼对章敦说：“司马君实在当前名望很重。
昔许靖以虚名无实，见鄙于蜀先主，法正曰：‘靖之浮誉，播流四海，若不加礼，必以贱贤为累’。从前许靖因虚名而无实用，被蜀先主所鄙视，法正说：‘许靖的虚名，传播天下，如果不加礼遇，必然会被当作看轻贤人。’
先主纳之，乃以靖为司徒。先主接纳了，于是让许靖做了司徒。
许靖且不可慢，况君实乎?”许靖尚且不可慢待，何况司马君实呢?”
敦以为然，光赖以少安。章敦认为对，司马光靠这稍得安宁。
迁起居舍人。升为起居舍人。
轼起于忧患，不欲骤履要地，辞于宰相蔡确。苏轼从忧患中被起用，不想骤然间登上要职，向宰相蔡确推辞。
确曰：“公徊翔久矣，朝中无出公右者。”蔡确说：“你徘徊不进已经很久了，朝廷中没有比你更合适的。”
轼曰：“昔林希同在馆中，年且长。”苏轼说：“从前林希和我同在馆里，而且他年纪大。”
确曰：“希固当先公耶?”卒不许。蔡确说：“林希真应当比你先起用吗?”终于没有答应。
元佑元年，轼以七品服入侍延和，即赐银绯，迁中书舍人。 元佑元年，苏轼以七品官服入侍皇帝于延和殿，赐他银绯，升为中书舍人。
初，祖宗时，差役行久生弊，编户充役者不习其役，又虐使之，多致破产，狭乡民至有终岁不得息者。起初，祖宗的时候，差役法实行久了产生弊端，百姓中充任徭役的人不熟悉，又虐待他们，多数导致破产，人少的乡中，百姓甚至有一年到头不得休息的。
王安石相神宗，改为免役，使户差高下出钱雇役，行法者过取，以为民病。王安石辅佐神宗，改成免役法，使各户按等地高下出钱雇人代役，执行法令的人往往索取过分，成为百姓的灾害。
司马光为相，知免役之害，不知其利，欲复差役，差官置局，轼与其选。司马光任宰相，知道免役法的害处，不知道它的好处，想要恢复差役法，派官员设立机构，苏轼也在人选当中。
轼曰：“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掊敛民财，十室九空，敛聚于上而下有钱荒之患。苏轼说：“差役法、免役法，各有其利弊。免役法的害处，是搜刮百姓的钱财，弄得十室九空，钱财聚敛到上面而下层百姓有钱荒的灾患。
差役之害，民常在官，不得专力于农，而贪吏猾胥得缘为奸。差役法的害处，是百姓经常为官府服役，不能专心致力于农业，而贪官污吏从中徇私舞弊。
此二害轻重，盖略等矣。”这两种害处，大致相等。”
光曰：“于君何如?”司马光说：“你说怎么办?”
轼曰：“法相因则事易成，事有渐则民不惊。苏轼说：“法制沿袭，那么事情就容易成功，遇事循序渐进，那么百姓就不会惊恐。
三代之法，兵农为一，至秦始分为二，及唐中叶，尽变府兵为长征之卒。三代的法令，兵农合一，到秦代开始分为二，到唐代中叶，把所有的府兵变为长期征战的兵卒。
自尔以来，民不知兵，兵不知农，农出谷帛以养兵，兵出性命以卫农，天下便之。从这时以来，百姓不懂军事，士兵不懂农事，农民拿出粮食丝帛来养活士兵，士兵拿出性命来保护农民，天下人以为好。
虽圣人复起，不能易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