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理解“敬业”精神？

这是本课的一个难点。我们可以结合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定背景，来领会梁启超提倡“敬业与乐业”的良苦用心。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有等级色彩的文化，中国人的职业观向来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人们的读书目的又是“学而优则仕”，“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这种官本位的文化，极度蔑视普通职业、尤其是体力劳动，人们纷纷以出人头地、显亲扬名为人生价值的实现。

因此，梁氏的“敬业”说，有着矫正世风、改良国民性的积极作用。

但他在论证“敬业”的必要性时，有两点可质疑处：

其一、为什么人必须为劳动而生活？为什么“劳作便是功德，不劳作便是罪恶”？人类或个体的生活，并不都是只有“劳动”，“休闲”也是人生的重要内容（这里的“休闲”，不只是狭义的吃喝玩乐，还包括精神享受）。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休闲在生活中所占的比例，还在不断提高。“劳作便是功德，不劳作便是罪恶”，是鲜明的基督教新教伦理（参见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事实上，正如“人不是为吃饭而生活”一样，人也不是“为劳动而生活”。如果说，马克思所说的克服了异化的劳动，具有人类解放的意义，那么这种意义也是梁启超这里未尝论及的。

其二、人既然是社会动物，其职业地位、从业心理就不可能不受社会环境的制约。在特定时代，拉黄包车的，即使再敬业，也要饱受欺凌、困苦卑贱（如《骆驼祥子》中的(de)祥子），与(yu)大总统的(de)生活判若天壤(rang)。这时候，要求拉(la)黄包(bao)车(che)的(de)要安心拉(la)车(che)、乐于拉(la)车(che)，可(ke)能吗(ma)？合理吗(ma)？是(shi)否(fou)有“维护既有的(de)统治秩序”之嫌？梁(liang)启超认为(wei)，当木匠与(yu)当政治家、当挑(tiao)粪工与(yu)当军(jun)人，“大家同是(shi)替(ti)社会做事”，更有无视阶(jie)级鸿沟的(de)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