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

诸葛亮根据以下三个方面的分析得出的。

第一，在当时的条件下，刘备完全不具备向北或向东发展的可能性。

刘备的最终目标是“信大义于天下”，即兴复汉室，他的主要敌人自然是北方的曹操集团。但曹操集团在官渡之战中击败了袁绍，“以弱为强”，其地位日益巩固。

诸葛亮看出了他的军事优势（“今操已拥百万之众”）和政治优势（“挟天子而令诸侯”），因而作出“不可与争锋”的结论；又在这个结论之前着一“诚”字，强调了要尊重这个客观实际的意思。

既然如此，能不能向东发展呢？诸葛亮又认为，向东发展的可能性也不存在。东方的孙权集团是当时长江以南的最大割据势力，他不仅有优越的地理条件（“国险”），而且内部团结紧密（“民附”和“贤能为之用”），其地位也比较巩固。

他跟曹操集团之间的矛盾很大，据此，诸葛亮又做出了“可以为援而不可图”的结论。“为援”，就是把孙权集团当做反曹的同盟者或牵制曹操集团的力量。

第二，刘备应当首先夺取荆、益二州，作为建立“霸业”的根基。

他指出，“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在战略上具有重要意义，是兵家必争之地；而益州也是个险要的地方，它“沃野千里”，是个天然的粮仓，在经济上具有重要价值。能够占领这样的战略要地，并充实自己的经济力量，“霸业”自然就有了根基。

接着又引用汉高祖凭借益州这块根据地夺取天下的历史经验，进一步论证了夺取益州的必要性。与此同时，他又看到刘表、刘璋这两个集团的弱点，指出刘表必然“不能守”住荆州，而刘璋的内部也极不稳固（“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这恰恰给刘备提供了可乘之机。

刘备是“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在政治上有一定的号召力。因此，夺取荆、益二州的计划完全有实现的可能。

第三，夺取荆、益之后，应当一方面修明内政，跟西南少数民族和睦相处，建立巩固的战略后方；另一方面联合孙权，把曹操集团孤立起来，使它两面受敌，这样形势就会发生有利于我的变化。

诸葛亮的这番对策，从当时的历史条件来看，是完全可行的。值得注意的是，他在对形势前景的分析中，特别强调了“人谋”的作用。

例如谈到曹操集团的“以弱为强”，就着重指出：“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又指出孙权集团地位的巩固，也跟“贤能为之用”有关。

最后又向刘备提出“总揽英雄”的建议。这就表明：尽管刘备目前处境艰难，但只要“人谋”得当，成霸业、兴汉室的愿望还是可以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