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里有些可怕的循环，过去最典型的一幕是婆媳循环：婆婆总是凶恶的，小媳妇总是软弱的。软弱的小媳妇一旦成为婆婆，立刻就会对下一代媳妇横眉怒目起来，仿佛自己当年受到的委曲，必须让下一代彻底偿付。现在农村还有造房循环：农民夫妻自打生了头胎儿子后，就开始为儿子将来娶妻生子积攒造房的资金，他们年富力强的精力基本上都消耗在这个目标上了。一旦儿子成婚，老俩口退场，从此不思不想，整天抱着孙子在田垅上瞎转悠。下一波积攒造房资金的严酷使命，自然落到了儿子身上。今天城市里最常见的循环，莫过于教育循环：有了孩子以后，家长开始为供养孩子读书、培育孩子成人呕心沥血，其中体现出的牺牲精神，真可以惊天地、泣鬼神。孩子娶妻生子以后，下一波惊天地、泣鬼神的民族悲喜剧再次上演，结果便构成这样一个循环：每一代新人的茁壮成长，都是以一代成人的彻底放弃为代价。
我有一位表哥，为了将女儿培养成国际象棋世界冠军，十年前就离开了原来效益不错的单位，改做个体经营者。自己那双当年也曾被父母培养来下围棋的手，从此便整天掐死在面粉堆里，大做“高庄馒头”，起早贪黑，摸爬滚打，不计寒暑，没日没夜。大学同学刘某，一表人材，当年曾是不少女生的暗恋对象，现在为了宝贝儿子能顺利考入重点中学，要求下岗在家的妻子无条件服侍孩子，自己则白天在科研所里磨洋工，晚上为装潢公司当工程监理，像流窜犯那样夜夜在这座城市东南西北地奔波攒钱，完全忘记了自己当年初入大学时，也曾立下鸿鹄壮志。在我周围（我相信在你周围也差不多）充满了这样的同事、邻居，他们人到中年的青春，几乎完全、彻底地奉献给了孩子。有道是“再苦不能苦孩子”、“可怜天下父母心”嘛。
教育孩子，希望孩子活得比自己好，比自己健康，比自己有出息，我想那总是四海之内人同此心的人间正理，但中国家长的特殊之处在于：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中约有半数选择了一种使自己不得好活、不得健康、不能再有出息的方案。他们做出这项选择时年龄通常在三、四十岁，也就是作为个体生命最为年富力强之时。父母为孩子的成长而自愿放弃自身的前途，那是他的权力，旁人无权说三道四，但当一代代父母以约为50%的规模接力棒般地选择了这项放弃方案时，从社会进步角度考虑，我们不能不感到问题的严重；从社会生产力角度考察，我们不得不感叹其中流失了多么巨大的人力资源。
中国实行的应试教育（“素质教育”目前还处于纸上谈兵阶段），对孩子极为残忍，所以“减负”一词正在媒体上盛行。但我想指出的是，应试教育还有另一面的残忍，即它是以连累、拖垮家长为基本特色的，所以对家长“减负”，同样迫在眉睫。家长对孩子固然应承担抚养之职、管教之责，但在现代文明社会里，这份职责不应被无限放大，不应要求家长付出放弃自身社会责任和发展目标的沉重代价。教育当局应该知道，所谓中小学生的家长，换一个角度看也正是社会经济文化建设的骨干力量，他们的能力、精力是有限的，他们在孩子教育方面被要求承担的工作量越多越大，他们在本职工作上的身心投入必然越来越少。一代代成年人在自己最风发有为之时不是将自己的生命力用在充满创造性、建设性的社会人生上，而是倾全力于培养家庭单细胞中的那个细胞核，结果便构成了对教育的最大讽刺：教育周而复始地循环，教育的重要性至高无上，教育的目的性无人过问。我们的教育在相当程度上成了培养未来的业余家庭教师，而非社会的创造者、建设者。
不过具体地看，对家长“减负”与对孩子“减负”不同。孩子是苛刻学业和升学压力的被动承受者，属于被强加、受鞭打的一方，中国的家长则多是心甘情愿地被孩子的成长之索“套牢”的，他们一方面处境不佳，一方面还是压力集团中的重要一员，本身还具备“手握钢鞭将你打”的权势。对孩子“减负”需要全社会（尤其是教育部门）仁心发动，大开方便之门，对家长“减负”，则仅仅取决于他们的自身认识和自我评价。他们今天认识到自己的可悲，明天就可能振作起来。这份认识大致包括如下内容：除了孩子的明天，你还有自己的今天；除了孩子明天理论上的鹏程万里，得诺贝尔奖，获世界冠军，你还有今天大量实际工作要做；除了要求孩子今后不辜负你含辛茹苦的栽培，你首先应该不辜负你父母昨天对你那同样含辛茹苦的栽培。此外，从公民的社会责任角度看，你并没有权利用自己的今天去赌孩子的明天，用自己今天灰头土脑的失败去赌孩子明天那八字还没一撇的辉煌成功。
然而，这些看似简单、套话连篇的道理，认识起来却恰恰最难，几至不可能。不少中国家长之所以不具备自我“减负”的心理要求，正是因为他们普遍抱有这样一个可怕认识：自己属于被耽误的一代，没希望的一代，“玩了完”的一代。他们之所以会对孩子表现出近乎骇人的爱心，恰恰是因为他们对自己早已爱心无多，除了孩子的人生前途，他们很少过问自己的人生课题、生命目标。他们不具备贝多芬式扼住命运脖子的精神气质，遂只能把个体人生的惟一转机和全部希望，不加深思、不加节制地寄托（或堆垛）在孩子身上。说句不客气的话，他们在孩子面前体现出的那份“惊天地、泣鬼神”的爱心，其实蕴藏着极大的贪婪，其支撑力来自某种类似养子报仇的心理。他们希望孩子出人头地并非完全站在孩子的立场上，还有着孩子成功之后能使自己扬眉吐气、老来享福的居心。中国有太多这样的家长，自己可以整天无所事事，没有事业心，没有上进心，唯一扯得上“学习”的举动就是读读晚报或证券报、体育报，除了照顾孩子，唯一的业余爱好就是搓麻将和无休无止地看电视连续剧，与此同时却严禁孩子看电视，搓麻将。他们奇怪地相信，自己虽然活得像一只跳蚤，却肯定能够收获龙种。
看来，为了解释清楚我所谓的“教育循环”，必须首先面对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些当年也曾受过一定教育的青年人，为人父母之后普遍会有失败之感、放弃之念？��不必说，家长们如果有自己的人生课题要完成，如果还想着取得属于自己的现实成功，他至少不会有事没事地候在校门口傻等孩子放学，至少不会把所有的业余时间都交给孩子支配。
这便牵涉到一个大题目了，细说起来没个底，那就大题小作罢。简而言之，我们以往的教育，除了属于应试教育外，还可以给它一个名目，姑且命名为“目标教育”。何谓“目标教育”？即学习不是围绕学生的身心实际，不是从激发学生兴趣、保护学生乐趣出发，而是从诸如“为社会主义建设而学习”、“为中华之崛起而学习”、“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学习”（以上属官方目标）、“为升官发财而学习”、“为出人头地而学习”、“为农转非而学习”、“为将来别去扫大街而学习”（以上属家长为孩子制订的目标）之类摸不着具体边际的目标出发。这些虚假目标与日益严峻的升学压力合谋，对学生遂意味着无穷无尽的威胁和鞭打，使他们几乎不可能再对知识、科学或艺术产生纯粹的好感，几乎不可能再发展出王小波曾竭力提倡的“思维的乐趣”。一个耳畔老是响着催命鼓点的孩子，要他不产生厌学症，不把学校理解成纳粹集中营或斯巴达少年营，该需要多么卓越的天赋呀！在家长慈爱的鞭影下，他又如何能够忙里偷闲地培育出“爱智”的激情呢？一旦他摆脱了课堂，他为什么不该产生胜利大逃亡的无上欢欣呢？��这样的孩子，即使在学校里门门功课优秀，结婚生子后都难保不会成为人生失败者，即一个只会读读晚报的人，对无聊电视连续剧有着惊人食量的人。
是的，我承认，中国的中小学生普遍成绩优秀，中国一个普通六年级小学生，比美国中学生读的书都多，随便派几个人出去就能在国际奥林匹克头脑大赛上大把大把地捞取金牌。与此同时，我还不得不承认另一点，在成人级的奥林匹克头脑大赛“诺贝尔奖”面前，中国人目前还没有取得零的突破。理由再简单不过，我们的孩子刻苦用功的时候，人家的孩子正在校园里踢球玩耍。人家的孩子学到的知识虽然没有我们多，但是却一劳永逸地培育出对知识的热爱，对成功的渴望，这正好是我们的孩子惟一感到陌生的东西。我们长大后的孩子开始一脸迷茫地打麻将的时候，人家的同龄人则一脸坚定地走进了实验室。
我们的目标教育大而空，结果反使得一代成年人普遍丧失了明确的生命目标；人家的兴趣教育小而实，结果反而为社会输送了源源不绝的成功人士。一个有着自己现实目标要完成的成年人，再怎么爱孩子也不会把业余时间全赔上，一个向自己开出失败药方的成年人，即使本非爱心充盈之士，也会把宝贝儿子当小皇帝供养起来。
行文至此，我们大概可以看出启动“教育循环”的各个环节。除了教育主管部门应该将素质教育落到实处，在考试、升学压力等方面给学生“减负”外，我们还发现家长们构成了其中的中心环节。家长们必须先在心理上为自己“减负”，解放一部分多余的爱心。要想让家长们做到这一点，他们先得改变失败人生的自我评价。因为，只有通达明理、具有个人生命课题的家长，才可能不把培养孩子理解成一项投资，才可能放弃用不切实际的目标鞭策孩子。如何让中国的家长一夜之间通达明理、具有个人生命课题呢？老实说我看不出有什么办法。所以，为了走出这个邪恶的循环，我们最近的一条道，也只能是尽快实施素质教育，力争使这一代孩子长大以后，不再抱有失败之感。这条最近的道，也可能二十年之后才能见效。
当然，以上只是我的个人见解，一个自愿放弃生育孩子的成年人的见解。你要是说我“饱汉不知饿汉饥”或饿汉不知饱汉香，在一边尽说风凉话或酣酸话，我也拿你没办法。附带提一下，在中国想要自愿放弃生孩子，一项基础课就是：你耳畔永远会刮来大量风凉话。我对此早已无动于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