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服输的人
我总算可以在众人面前说话了，虽然声音不够优美，可是比起不会讲话来，能
够开口对我的工作的进展帮助很大。
在大学求学时就常想：“我努力求取知识，目的在于希望日后能活用，为人类
社会贡献一点力量。这世界上总会有一两件适合我做，而且是只有我才能做的事情，
可是，是什么事呢？”我虽然常常思考着，却始终没有找到答案。
奇怪的是，朋友们倒都替我想好了，有的说：“你不必勉强自己接受大学教育
了，如果你把精神用在与你有相同遭遇的儿童教育上，对社会的贡献必然更大，而
且这正是上帝希望你去做的事。经费的问题你不必担心，我负责去筹募。你意下如
何？”当时我答道：“我理解你的意思，可是在完成大学的学业之前，我暂时不考
虑此事。”
虽然这么说，可是这位朋友初衷不改，不断努力试图说服我，不时对莎莉文老
师和我进行疲劳轰炸。到最后，我们实在是疲于应付，索性不与他争辩了，而他竟
误以为我们已默许了。第二天一大早，我们都还未起床，这位朋友已在前往纽约的
途中了。他到纽约、华盛顿等地遍访朋友，宣称我计划献身盲人教育工作，而且有
意立刻着手进行。
赫顿夫人听到这一消息十分惊讶，立刻写信给我，表示要我尽快赶往纽约，以
便说明事实真相。于是，我与老师只好风尘仆仆赶往纽约，拜访那些资助我的先生
们。其时，洛奇先生正好有事，不能前来，由马克·吐温先生代表他。几个人为此
事聚首讨论时，马克·吐温先生最后下结论般地说：“洛奇先生明白表示，他不肯
在这种事上花一分钱。”那位先生大言不惭地说，要海伦去替那些盲童设立学校是
上帝的旨意，可是我并没有看到上帝所下的命令文件呀！那位先生一再强调是上帝
的意思，难道他身上怀有上帝给他的委任状？否则他怎知只有这件事是上帝的旨意，
而其他的事就不是呢？这种话实在太难叫人信服。
类似的事情在我大学毕业之前发生过不止一次，有些人竟然叫我出任主角，四
处去旅行表演，也有人计划由我出资把所有的盲人都集中在一个城市里，然后加以
训练。我对提出这些计划的人说：“你们的计划并不能让盲人真正独立，所以很抱
歉，我不感兴趣。”听了我的答复，对方居然很生气地指责我是个利已主义者，只
肯做对自己有利的事情。
幸好，贝尔博士、洛奇先生以及其他几位热心帮助我的先生，都很开明、慷慨，
他们给我最大的自由去做我喜欢的事，从不加以干预。他们的作法令我感动，也给
我很大的启示，我暗自下决心：只要是真正有益社会人类的事情，而又是我能做的，
我都将全力以赴！
可以真正替盲人贡献心力的时机终于来临了，那是我大学三年级的时候。
有一天，一位自称是查尔斯·康培尔的青年来看我，告诉我他的父亲毕业于柏
金斯盲校之后，在伦敦设立了一所高等音乐师范学院，致力于英国的盲人教育，而
他本人此行的目的是劝我加入以促进盲人福利为宗旨的“波士顿妇女工商联盟”。
我很快就加入了这一组织，我们曾一起到议会去请愿，要求为保护盲人而成立特别
委员会。
这个请愿案顺利获得了通过，因此特别委员会也很快成立了。而我的工作也以
特别委员会为起点，有了一个很好的开端。
首先，我们在康培尔先生的指挥下，调查盲人所能从事的一切工作。为此，我
们成立了一个实验所，专门教导盲人做些手工艺一类的副业。为了销售盲人的劳动
产品，我们又在波士顿开设一家专卖店，其后，在马萨诸塞州各地设立了好几处同
样的商店。
在搬到连杉之后，我就更加专心致志地思考盲人问题了。在我看来，盲人有两
件事为当务之急：第一件事是如何使每个盲入学会一种技艺，而具备自食其力的能
力。同时为了使盲人彼此之间便于联络，也为了使职业调查更易于进行，应该有一
个全国性的机构；第二件事是为了提高盲人的教育水准，应把目前美国、欧洲等地
现有的几种盲文统一起来。
有一天，纽约的摩洛博士不辞跋涉，来到我们的委员会，提出失明的预防法：
“目前，盲校中的儿童，约有三分二是因为在出生时眼睛受到病菌感染而失明的。
像这种情形，如果我们在孩子出生前先加以消毒、防范，是绝对可以避免的。”
博士因此力主婴儿一出生就应该做眼睛消毒，而且认为应把这点在法律上明文
规定，为了达到此一目的，他希望我们的委员会能积极带动舆论。
“你既然知道病因所在，为什么一直没有采取行动呢？”我们都不约而同地反
问他。他带点无奈地说：“老实说，所谓的病菌感染，就是这些孩子的父母曾做了
不名誉的事，而染上不可告人的病。这种情形连医生都无法公开说出来，报纸、杂
志也都避而不谈，我当然没有办法，因此才来请你们帮忙。”
原来有这种障碍存在，委员会的所有成员听了博士的说明后，都同意尽力推展
这项工作。可是正如摩洛博士所说，事情并不简单，因为医生与大众传播机构都有
很深的成见，不肯轻易打破避免谈这类问题的习惯，因此都对我们表示爱莫能助。
如此又过了两年，也就是1907年，我到堪萨斯市，与一位眼科大夫谈到此事，
他说：“这种事以报纸的效果最大，你们为什么不去拜访《堪萨斯市明星报》的总
编辑呢？说不定他会答应让你们在报上讨论盲童的问题。”
我立刻安排拜会明星报总编辑尼尔逊先生，可是他却非常干脆地一口回绝了我
的要求。我当时很失望，或许是我沮丧的表情打动了他，他忽又改变了语气：“这
样好了，你们要写什么尽管写，可是能不能刊载的决定权在我们，好吗？”
我很快写了几个真实的例子送过去，结果尼尔逊先生把这篇稿子登在明星报的
第一版上面。至此，我们总算克服了第一道难关。
同一年，《仕女杂志》刊载了同一问题的文章，我又陆续写了几篇稿子，于是
全国的报纸、杂志纷纷加以转载，扩大讨论面。之后，如《盲人世界》、《盲人杂
志》等一类专门讨论盲人问题的杂志，接二连三也创办起来了。
我还受托在《教育百科全书》上发表了有关盲人的论文。从此，我的工作量逐
渐增多，稿约不断，甚至有点应接不暇，经常还得出席各种会议和演讲。
生活的步调忽然变得十分匆忙，往往急忙忙地赶到会场，开完会回到家，已有
另一项邀请在等着自己，有时在同一天内要连赶五六场。此外，信件也特别多，处
理的时间相对地增加。由于过于劳累，老师与我都感到吃不消，身体也搞垮了。
虽然我们忙得应接不暇，可是生活上仍感桔据，有一阵子连女仆都在不起。于
是，莎莉文老师每天早上送先生到火车站后，回程时顺道去买菜。这时，在家的我
就得擦桌椅、整理房间、收拾床铺，然后到花园里摘花来插，或者去启动风车贮水，
还得记住去把风车关掉等等。我的工作量相当重，偏偏这个时期的稿约、信件又特
别多。
1906年，由州长推荐，我出任马萨诸塞州盲人教育委员会的委员。每次委员会
开会时，莎莉文老师总是坐在我身边，以手语向我转述会议进行的情形。我的感想
是，每位委员都喜欢做冗长无味的演讲，那些不着边际的质询、回答等官样文章更
叫人疲惫不堪，因此在担任此职四五个月之后，我便请辞了。
但是，真正有心为盲人谋福利却又非得透过团体的力量不可，惟有这样才能唤
起舆论的注意与支援。因此我仍然必须出席各种公开场合，参加如医师公会或其他
公会的会议。为此，我必须多加练习演讲的技巧，以期在面对大众时更具说服力。
基于此目标，我曾先后向多位老师学习表达的技巧，可惜效果都不尽理想。就
在此时，我遇到了波士顿的怀特先生，他精研音乐理论，对人类的发声机能很有研
究，我抱着碰运气的心理去请他帮忙。
“我也不知道自己能做到什么程度，不过对我而言，这也算是一种研究工作，
我们不妨试试看吧！”怀特先生很爽快地答应我的请求。
于是从1910年起，怀特先生每星期六都到连杉来，住在我们家，星期日才回去。
他停留的这段时间也就是我上课的时间。
在我10岁时，莎莉文老师曾带我去找郝拉先生，那是我首次学习发声法。郝拉
先生为了让我了解声音响起所引起的振动，就抓起我的手放在他脸上，然后慢慢发
出“ARM ”的声音，并要我尽量模仿。就这样反复练习，可是由于我太紧张，勉强
发出的声音显得很杂乱。
“把你的喉咙放柔和些，舌头也不要太用力。”
他耐心地指正我，应在练习发音前先使发声器官发达才对，而且应该从孩提时
起就不断地练习，如此我的声音必可练得更美妙，同时也可记住更多的单字。因此，
我希望聋哑教育能及早教导聋哑儿童练习发声。
怀特老师原本抱着试一试的心理，可是越教越感兴趣，竟连续教了我3 年之久，
而且其中两年的夏季几乎一直住在连杉。
怀特老师的训练方式是从训练发声器官开始，然后练习发音，最后才教节奏、
重音及声音的音质、音调。如此，经过3 年之后，我终于勉强可以在大众面前开口
说话了。莎莉文老师与我首先在新泽西州的蒙他克雷做实验性的演讲，、那是一次
相当吃力的实验，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心有余悸。我站在讲台上一直发抖，一句话也
说不出来，虽然早就拟好的讲稿已经在喉头上打转，偏偏发不出声音。最后，终于
积存了足够的勇气，用尽全力喊出声来，此时我自己感觉犹如射出一发大炮，可是
后来别人告诉我，我的声音小得跟蚊子一般。终究，我不是一个容易服输的人，虽
说做得十分吃力，但仍然把预计演讲完成了。从讲台上走下来后，我不禁哭出声来，
懊恼地说道：“说话对我而言实在太难了，我有点不自量力，做不到的事总归是没
有办法。”
不过，事实上，我并没有因此真的丧失信心，相反，我又重新鼓起勇气开始更
勤奋地练习。现在，我总算可以在众人面前说话了，虽然我的声音不够优美，可是
比起(qi)不会讲(jiang)话来，能够开(kai)口对我的(de)工作进展(zhan)帮助很大。至(zhi)此，我的(de)梦想(xiang)总算实现一部(bu)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