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州八怪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会员整理
第六章 三朝名士大布衣
清代，有一位诗名甚大的名士先生客居扬州，成为各大盐商竞相延致的座上客。一次，一位盐商在扬州名胜平山堂大宴宾，这位名士先生被奉在主宾席。席间有人提出一句古人有关“飞红”的诗句来以助酒兴。依次轮到这位盐商时，苦思了好一阵未想出一句。众客要他罚酒，他忽然说我有了，随口念出一句“柳絮飞来片片红”。众人听了大笑，齐说是他胡诌的，白雪似的柳絮，能“片片红”吗？要他交出出处来。正在尴尬间，名士先生起身说道：“这是元人咏平山堂的诗，他引用得很正确。”众人不信，要这位名士先生念出全篇，这位先生从容诵道：
廿四桥边廿四风，凭栏犹忆旧江东。
夕阳返照桃花坞，柳絮飞来片片红。
众人听了，一致对这位先生的博学表示叹服。而事实上，是这位先生自己随时作成为盐商解围的。受窘的盐商当然很高兴，过了一天，送了不少银两给这位先生作酬谢。
上面这则故事，出自清人陆长春的《香饮楼宾谈》，文中交待得很清楚，这位先生不是别人，乃是大名鼎鼎的扬州八怪之一的金农。
金农，康熙二十六年丁卯（1687年）三月二十二日生于“以湖山胜”的浙江仁和（今杭州市）。金农出生的时代，清王朝已建立了40多年。满族统治者在镇压农民起义、镇压群众性反抗斗争的过程中，对社会经济的破坏是严重的。但清王朝的建立，却加强了我国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各民族关系的发展。政治上的统一，有利于经济的恢复。清朝前期采取的减免田赋、开垦荒田、摊丁入亩以及治理河道以利灌溉和漕运等措施，对经济的振兴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康熙时期，社会经济有了显著的提高。金农的出生地杭州，唐宋以来即以山色湖光名满天下。南宋以杭州为临安——临时都城，出现了畸形的繁荣，所谓“薰风吹得游人醉，只把杭州作汴州”，有“销金锅子”之称。清初杭州虽遭到一定的破坏，但这时已逐渐恢复了过去的繁华，康熙、乾隆虽尚未“翠华”几幸，却与“销金锅子”的情况相差无几了。
金农的家世，现在所知还不多。从零星材料看，他家原是个书香门第的大家族（金农排行第二十六）。他出生时的这个小家庭也算富裕。据他在《冬心先生集·自序》中说：
有田几棱，屋数区，在钱塘江上。中为书堂，面江背山，江之外，又山无穷，若沃洲、天姥、云门、洛思诸峰岭，群欲褰裳涉波暱就予者。
这样的居住环境，这样的生活情趣，不是贫困之家所能享用的了。
金农只在两处地方提到过他的父亲，一是在《画佛题记》中，谈起13、14岁的时候，曾经跟随他的父亲在长明寺见过五代画家僧人贯休画的十八罗汉图轴。一是在《冬心先生集》卷一、30岁时作的一组（六首）诗的诗题中，有“曲江之上，先人敝庐在焉”的话，说明在金农30岁以前，父亲就去世了。“庐”而曰“敝”，家道中落了。金农有个哥哥，出家做了和尚（聿禅师），约死于雍正十二年（1734年）左右。
有个妹妹，后嫁给杭州何氏。
金农少年时代是在闲适的读书生活中度过的。他在上引《自序》中继续写道：“于是目厌烟霏，耳饱澜浪，意若有得，时取古人经籍文辞，研披不闲昕夕，会心而吟，纸墨遂多。”眼前是空濛山色，耳畔是钱江涛声，在与大自然的默契中，读经史，吟诗词，挥笔为文无虚日。聪明早慧加上刻苦勤奋，金农的学业大进。
金农英才早发，年少即负诗名，深为浙中诸前辈欣赏。据他自己说，同里项霜田曾称赞他的诗：“子诗度超时彦，举体便佳。”吴庆伯在诗僧亦谙处见到他的《林逋墓上作》，对亦谙说：“吾新营生圹，宜乞此子寒瘦诗”。此时金农17岁。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四月，20岁的金农渡罗刹江到萧山拜访91岁的毛西河，呈上他至会稽、探禹穴、观窆石所作的九言诗。毛西河激赏不已，夸示宾客说：“吾年逾耄耋，忽睹此郎君紫毫一管，能不颠狂耶！”
吴庆伯（1632年—1708年）名农祥，读书一览成诵，家富藏书，曾登楼去梯，尽读所藏书籍。博学工诗古文，曾与陈维崧、毛奇龄、吴任臣、王嗣槐、徐林鸿客于大学士冯溥家，号“佳山堂六子”，他为诸人之最。毛西河（1623年—1716年）名奇龄，字大可、齐于，学识渊博，淹贯群书，不仅在经学方面，而且在语音、音乐、历史、地理及哲学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写有专门著作，对各种文学体裁也熟谙精通。同时他还是书法家和画家，善于吹箫。毛的桃李满门，著名学者李塨就是他的学生。得到这些一代文宗的高度称赏，使得年轻的金农自负而又自豪。
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21岁的金农负笈吴门（今苏州），拜何焯为师，研读经史。自视颇高的金农，选择何焯为老师，是非同寻常的。何焯（1661年—1722年）字润千、屺瞻、茶仙，号义门，江苏长洲（今苏州）人，系著名的学者、藏书家、书法家。他虽以擅长八股出名，却连举人都没有中过。由于他的学问文章，在京师成为争相延揽的教书先生，曾受聘于徐乾学、翁叔元等达官贵人之门。他与李光地友善，李上书康熙推荐何焯，被召入值南书房，并特赐举人功名，使其能参予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的春闱会试。会试落第，特准殿试，中二甲三名进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并被命为皇八子胤禩之师，兼武英殿纂修。三年之后散馆御试时又落第，但仍准其留馆学习。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皇四子胤禛（后来的雍正皇帝）命他校勘明王应麟的《困学纪闻》。不久，何焯父死，他将身边的幼女交由胤禩的福晋照看，便奔丧回里了。金农拜何焯为师，正是在何焯居丧在家期间。
何氏长于考订，又多蓄宋元旧刻，参稽互证，所评校之书，名重一时。有《义门读书记》传世。何氏的学问当然是金农所敬服的，何氏从未登第而能供职朝廷，这也使金农动心。然而是不是还有另一层用意：何焯被命为皇八子胤禩之师，实是胤禩的心腹，他身材短小，麻面长须，有“袖珍曹操”之称，是一位身份地位很特殊的人物，金农从他受业，除了学问上的事，也为将来留一地步吧。
何焯对金农的印象是不错的，曾把他的五七言诗比作唐代的孟浩然、顾况一流。金农在何宅读了许多藏书和金石碑版，又观赏了不少名人书画，腹笥更充实了，这对他的一生都有深刻的影响。
在吴门读书期间，金农曾去拜访过当时与王士禛齐名的诗人朱彝尊。一见面朱就对金说：“子非秀水周林、张高士宅赋木莲花钱塘金二十六乎？吾齿虽衰脱，犹能记而歌也。”对这位老诗人、东南诗坛盟主的青睐，金农当然是得意而高兴的。
这样的日子并不长。可能是因为父死而家境骤贫，不得不辍学回乡谋生了。金农进取的愿望没有能实现。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愿望也不可能实现。有人借何焯将幼女托给胤禩的事，说何与皇子合谋争夺储位，康熙因此将何焯下狱，几乎闹出大乱子来。虽不久即释，仍命在武英殿供职，但一切官衔都削去了。
金农在青少年时代，结识了几位挚友，他们是丁敬、厉鹗和鲍鉁。丁敬（1695年—1765年）字敬身，号纯丁，著名的篆刻家，浙派的开山祖，西泠四家之首。他和金农是邻里，过从最早。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冬日，少年丁敬偶过金农画馆，相与考证金石，竟日不倦。临行，金农又出示王石谷的《秋山行旅图》共赏，“时漏下已三鼓矣”。丁敬家贫靠酿酒卖酒为生，“身厕傭贩未尝自弃”，对金石文字搜求考辨不遗余力。他兀傲自负，从不媚俗。据说有某大官颇爱他的篆刻，察颜观色之徒为巴结大官，到他那里示意，话才出口，便被骂得逃跑不迭。后来的大盐商江春，爱慕丁敬的诗，到杭州贽礼求见，丁坚谢不予通话，江也畏丁的锋芒，竟瑟缩不敢进。雍、乾之间，杭人金农、厉鹗、奚冈等皆以弧峭奥博著称，丁敬在他们中尤为高绝。
厉鹗（1692年—1752年）字太鸿，号樊榭，杰出的文学家，尤以诗才著称。出身寒微，幼年丧父，靠兄长贩烟叶为生。曾教过后来也以诗名的杭州汪沆、汪浦兄弟五年。“毕生以觅句自得”，常常漫步街巷，仰天摇首，吟咏不辍，时人呼为“诗魔”。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春厉鹗初访金农，共赏金农所藏《唐景龙观钟铭》拓本，次年秋厉鹗复至江上访金农，出观颜鲁公《麻姑仙坛记》和米芾《颜鲁公祠堂碑》拓本，又观金农书法，并有诗赞之。厉鹗的诗词与金农的书画乡里齐名，人称“髯金瘦厉”。
鲍鉁（1690年—1748年）字冠亭，号辛圃，山西应县人，20岁就做了浙江长兴县知县。工诗文，爱才好士，金农第一本诗集——“怀人绝句三十首”的《景申集》，就是由厉鹗作序、鲍鉁出资锓版而成的。
这四个人性味相投，切磋抵砺，患难与共，建立起生死不渝的情谊。
从他们的交游中可以看出，金农富收藏，精鉴赏，在书画创作特别是书法创作上已有一定的根基。不过这时还没有形成他独具一格的“漆书”，而是致力于楷书、行草、尤其是分书（隶书）的研习。
这时期和金农往来较密的还有学者杭世骏、诗人和书法家周京、书画家陈撰、诗人和工于楷书的陈章和汪沆等人，都是一时俊彦。前面说过，汪沆是厉鹗的学生，有诗名，他有一首写扬州的诗：“垂杨不断接残芜，雁齿红桥俨画图。也是销金一锅子，故应唤作瘦西湖。”他拿扬州与杭州相比，两者都是有名的消费城市。扬州西郊的风景名胜保障河曲折悠长，不如杭州的西湖阔大，但性质是一样的，可以称作“瘦西湖”了。保障河后来成为名闻远近的“瘦西湖”，此诗是最早的文字出处，值得一提。
金农30岁那年（1716年），生了一场大病，是恶性疟疾，“寒热互战，肤悴而削”。当时生活又十分窘困，“一月闭门恒自饥”，且不说治疗，吃饭也成了问题。在贫病交迫中，他发出了“中岁以往万事输”、“早衰吾欲称老夫”的感慨。病中，金农“寒宵怀人，不寐申旦，遂取崔国辅‘寂寞抱冬心’之语以自号”，曰“冬心先生”，并写下了《怀人绝句三十首》。
金农病愈以后，为了调养身心，排愁解闷和扩大交游，同时也为了寄食谋主，遂频繁往来于广陵（扬州）、真州（仪征）、长兴等地之间。
35岁那年，金农第一次来到扬州。
扬州曾经是反抗满清民族压迫的最激烈的地区之一。史可法死守扬州，在历史上留下壮丽的一页。清军的十日屠城，杀戮数十万，几乎使扬州成为一座空城。事情过去了70多年，扬州和其他地区一样，已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加之扬州富渔盐之利，居南北要冲，是中部各省食盐供应的基地和清王朝南漕北运的咽喉，随着商业经济特别是盐业的发展，扬州成了全国著名的商业城市。当时的扬州，盐商汇聚，人文荟萃，商业、手工业兴盛。与金农同时的著名戏剧家孔尚任有这样的诗句：“东南繁华扬州起，水陆物力盛罗绮”，道出了情况的一斑。金农面对的，就是这样一座扬州城。
金农是带着他的《景申集》来到扬州的。为了造成影响，他拜访了自视较高的诗人谢前羲（字遵王）。谢读了他的《景申集》，惊叫说：“吾目光如炬，不轻让第一流，何来狂夫，夺吾赤帜！”另一位余葭白，特设宴与金农相会，评他的诗说：“天下撑肠柱腹，卷轴胜于君者不少，如君无一贱语，岂可哉！”这些一时名家的赞誉，无疑为金农在扬州起了推荐和揄扬作用。
金农在扬州，初次结识了声名颇著的“扬州二马”——
马曰琯、马曰璐兄弟。
马曰琯（1688年—1755年）字秋玉，号镕谷，有《沙河逸老小稿》；马曰璐（1697年—1766年）字佩兮，号半槎，有《南斋集》。祖籍安徽祁门，由祖父起在扬州经营盐业，故把扬州视作故乡。他们在扬州盐商中不算最富有的，但他们在海内的声誉却远远超过其他盐商，这是别有原因的。
两淮一带，“煮盐之场较多，食盐之口较重，销盐之界较广，故曰利最夥也”。扬州盐商的富有是惊人的。“富者以千万计”，“百万以下者皆谓之小商”。他们拥有雄厚的资财，挥霍无度。雍正皇帝曾为此发过脾气：“骄奢淫逸，相习成风，各处盐商皆然，而淮扬尤甚”。扬州成为一座典型的消费城市，是与他们密切相关的。
然而盐商又是商与士的混合体，在士中是商，在商中又是士。这样的两重性，使得一部分盐商在供自己尽情享用的同时，也肯拿出资财来发展文化事业。扬州盐商风雅好客、接纳名士也是出名的，其中马士兄弟尤为众望所归。
马氏兄弟是诗人，又是藏书家，搜求不遗余力。马家住扬州东关街，建有街南书屋，因书屋园内有一不加雕琢而具备诱、绝、瘦三字之奇的太湖石，取名为小玲珑山馆，故人们多以小玲珑山馆称之。除此还有看山楼、红药阶、觅句廊、石屋、透风漏月两明轩、藤花庵、浇药井、梅寮、七峰草亭、丛书楼诸胜。马氏藏书之丰，为东南第一。后来乾隆开设四库馆，征集天下图书，马家呈送的就有700余部，因此获得朝廷赏赐《古今图书集成》一部的嘉奖。除典籍外，马氏所藏书法、绘画、金石拓片的精品亦甚多。马氏兄弟勤于学、富收藏、亲贤乐善唯恐不及，“闻有道士过邗沟者，以不踏其户限为阙事”①，故“四方名士过邗上者，必造庐相访，缟纻之投，杯酒之款，殆无虚日”。②他们家成了文人觞詠和治学的中心。如著名学者全祖望在这里完成了《困学纪闻三笺》，厉鹗在这里完成了《宋诗记事》，都是有名的例子。扬州八怪中的一些人，如高翔、汪士慎——是小玲珑山馆的寄住者和常客。金农与高翔、汪士慎相识，并结下深厚的翰墨之缘，即在此时。其时金农的好友陈撰、厉鹗又恰在扬州。金农盘桓于马氏之门，时与朋友相聚，论诗谈艺，观摩书画法帖，情绪是比较愉快的。
金农这次在扬州，对扬州的风光之美，人文之盛，图籍之多，印象是深刻的。第一次来扬州他就爱上了扬州，为今后的常来扬州和定居扬州立下了根基。
这年岁末，金农回到杭州。也许是出于念念不忘，他为高翔所赠的山水画轴作了题记。
在过去的岁月中，金农擅诗名、富收藏、结良朋，精神生活是充实的，但物质生活的匮乏依然如故。傲岸的性格和特殊的学习经历，使他不愿也不利于走科举之路，乞求于人或寄人篱下亦为他所不能。他不是最初就想以卖书鬻画终其身的——“岂肯同葱同蒜去卖街头”。他力图进取。然而他要走另一条路，一条寻找知遇之路。于是他开始了浪迹远游。他的远游虽不如李白抱“四方之志，仗剑去国”那样豪放，但在访名山，历大川，开拓视野，镕铸心胸的同时，有“遍干诸侯，历抵卿相”之意却是明显的。他以前那样重视名家对他诗作的品评，也说明了这一点。
第一次出游在雍正元年（1723年）的夏季。这次他到了山东，在外的时间不长，秋天就回来了。重要的事件是他途经临淄时见到了赵执信。
赵执信（1662年—1744年）字伸符，号秋谷，晚号饴山老人，著名的诗人和诗论家。赵是王士禛（渔洋）的甥婿，彼此的关系并不好，诗学观点尤为相左。王提倡“神韵说”，追求诗歌内容与形式的一种较为深远的风神境界，有如南宗画的“略有笔墨，意在笔墨之外”。赵则主张“诗中须有人在”，而轻清逸、重质实，对王的诗论和诗作颇多挑剔。赵的两本诗话《读龙录》和《声调谱》都是针对王的。这次赵读了金农的诗，抚掌道：“子诗造诣，不盗寻常物，亦不屑效吾邻家鸡声，自成孤调。吾老眼慵开，今日为子增双明也。”“邻家鸡声”影射王士禛，意思是说金农的诗能在神韵说风靡一时的情况下，不为所动，自树格调。这个评价金农是同意的。后来金农在《冬心先生集·自序》也表示过这个意见，应该说金农和赵执信是同调。事实也确是如此，金农的诗歌创作能不为神韵说所染，以李商隐，陆龟蒙为借鉴，自出机杼，直抒胸臆，又能表示出对当时政治现实的不满，在盛世中看出危机，具有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是值得肯定的。
不过赵执信的话里，含有对王士禛的抱个人意气的攻击，这就超出了评诗的范围。而且“神韵说”的出现，有它社会历史的原因，也有诗歌美学上的追求，神韵派中也确有好诗，不可一概抹煞。因此当乾隆十八年（1753年）金农在《续集》自序中提及此事，请丁敬手书开雕时，丁敬说过这样的话：赵执信借评你的诗攻击王士禛，其实是王士禛没有见过你，如果王读过你的诗，也许对你的推崇比他们还高哩！你何必顺着赵执信的半阴不阳的话说呢？丁敬的眼光不在金农下，这样说不是无故的。金农听了，半天没有言语，然后说：“予袖中一瓣香，从未为过去贤劫诸佛拈却，子言良是，行当为蚕尾老人作最后之供，以忏此罪过。”蚕尾老人即王士禛（王有著作《蚕尾文》）。这说明经过深思，金农认识到赵执信立论上的偏颇，对王士禛的看法有了改变。
金农于本年秋季回到杭州。时值厉鹗等著的《南宋杂事诗》成，金农写了序言。次年，他来到扬州，住在扬州天宁寺内。
天宁寺在扬州天宁门外（今为扬州博物馆），为著名古刹。据《宝佑志》载，寺始建于武则天证圣元年，名证圣寺，宋政和间始赐名天宁寺。天宁寺是佛寺，也接纳文人寄居，一般来往于扬州的清贫的书画家，常常暂寓于此，八怪中就有好几位在这里住过。金农住到九月十五，移居至净业精舍。净业精舍今天已无考，从金农的描述看，这是一处风叶满庭，人迹鲜至的僻静所在。这是他再作远游的前夕。夜晚他录近作十数首，于跋中写道：“诘朝布束装行矣，从此帽影鞭丝，尘土扑面，要如今日之闲未易得也，志以岁月，不无抚然。”和上次相比，这次是真正的远行了，其时为雍正二年（1724年）九月十五以后，这年金农38岁。
这次还是取道山东，一路游览，于年底到达京城。在京城待了大半年时间，拜访了不少人物。其中之一是阿云举学士。阿名阿金，字云举，满洲镶白旗人，姓郭络罗氏，康熙时进士，官检讨。金农在阿处看过一幅都丰廉的《地狱变相图》，评价是：“极得肖公伯（明代肖像画家）《惩恶图》笔意、足为画鬼者开一生面，不作刀林沸锅之状，可爱也。”由此可见，金农的四出拜访不同于一般的请托干谒，仍是以金石书画鉴赏家的身份出入其门，保持了他的独立人格和不卑不亢的态度。
金农在京城日子过得并不轻松，最后连离京的路费也难以筹措了，只好忍痛将一方由好友高翔用隶书书写、汪士禛镌刻的写经砚换米，方能离京南下。
他经由河北，穿过当河北、山西要冲的娘子关（在山西省平定县东部），进入山西境内，过太原、临汾，是年冬抵达晋东南泽州（山西晋城）。在泽州，认识了罢居在家，居午山亭村的陈壮履。
陈壮履是康熙朝重臣陈廷敬（1640年—1712年）的儿子，廷敬字子端，号悦岩，顺治十五年进士，康熙四十二年授文渊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康熙五十一年卒，谥文贞。生平好学，少时与宋琬、王士禛切磋文章、唱和诗歌，俱有深造。午山亭村即陈廷敬在故乡泽州的庄园。陈壮履16岁即中进士，但十年后便被罢归了，那时他父亲正供职内阁时。为什么被罢归，现在还不清楚。这次陈一见金农，便十分倾倒。感叹说：“吾不幸十六中进士，翱翔禁庭十年，罢归，不深读书。今夜灯相对，受益良多。君乡查翰林免园挟册，吾最薄之。君诗如玉潭，如灵湫，绠汲不穷，非吾友，实吾师也。从此执业称诗弟子矣。”这番话，金农听了颇有知遇之感；对陈的放归，不论出于什么原因，联系到自己的身事，也不乏同情之心。金农《陈学士（壮履）晚食戏成三首》其三云：
雪虐风饕饮冻醅，围炉偏向夜深来。
可知印绶寻常物，只博丁郎啖百枚。
诗中有对陈的安慰，有金农自己无可奈何的“旷达”，他们算是一见如故了。
上述的谈话，引起过一段公案，陈壮履攻击了查慎行：“君乡查翰林兔园挟册，吾最薄之。”查慎行（1651年—1728年），号初白，浙江海宁人。其诗多写行旅之情，也有反映民间疾苦之作，赵翼甚至认为：“初白诗功力之深，香山、放翁后一人而已。”他善用白描手法，与金农、厉鹗等苦硬清峭的诗风不同，加上门户之见，故据翁方纲查证，他们彼此的集中无一相互唱酬之作。就这点来说，金农是首肯陈的看法的。在陈的一方，则另有情况。查慎行的集中有题王石谷午亭山村图之作，也有与壮履之父的唱和诗，但无一字提及陈壮履。壮履的学问文章如何，不得而知，至少是没有得到查慎行的承认。官场失意加上怀才不遇，不免迁怒于人，出语失去分寸了。后人翁方纲评论说：“寿门短章精妙，不得以初白限之，至长篇巨制，焉能企及初白？”这个说法是比较公正的。这件事和上面提及的关于王士禛的事，对了解金农的诗和清代诗坛的是非，不无帮助。
金农在泽州，除往来于陈壮履之门，曾登王屋，攀中条，行乐于樊口西郊，醉饮于伎家席上，心情是怡然而悠闲的。但他最慕恋的，还是午亭山村已故陈阁老的“清德余音”和陈壮履的师礼相待。次年，他径直住进了午亭山村，一住就是三年。
三年中，金农饱读了陈家的藏书，鉴赏了大量书画，作为款待的报答，以更多的时间整理抄校了陈家的旧籍文本。游山玩水，诗酒唱和，当然也是少不了的生活内容。
然而金农终于厌倦了。无论陈家礼敬不衰也好，或日久渐疏成为陪主人风雅的清客也好——金确实说过，“游其门与嗣君学士（指陈壮履）为笔札之徒。”这种虽不必俯首听命却是寄人篱下的状态，即使不失其超然，也是他不能长耐的。他怀念南方的旧友，他要振作起来重新追求，雍正六年（1728年）春，即金农在陈家第三年的春天，他离开午亭山村作邯郸之游。在道经太行山时，他作过一则《马箠铭》：“滑溪之藤，可策而去，笿云笿云，毋落人后。”这是铭马箠，也是自励吧！秋天他又回到泽州，这次主要是再登王屋、中条，再没有提起午亭山村的事。
此后金农时归江南，但主要是远游。他的游踪，在这之前是“渡扬子、过淮阴、历齐、鲁、燕、赵，而观帝京，自帝京趋嵩洛。”以后则是“之晋、之秦、之粤、之闽，达彭蠡、道鄂渚，汎衡湘漓江间”。足迹遍及辽阔的地域。所到之处，他吊古迹，探名胜，察世情，访金石，结师友，大大助长了他的诗情，为今后的书画创作积累了丰富的生活经验。每到一处，金农也留他自己的手迹。例如雍正八年（1730年）秋九月曾于曲阜之秋庐作《王秀》隶书册。据胡惕庵跋云：“正是壮年所作。笔墨矜严，幽深静穆，非寻常眼光所能到。”王瓘跋云：“此册用笔结字纯师《华山碑》，……至匠心独运，精微入妙处，实不愧中郎入室弟子。”①以此册与同年十一月在扬州为汪师虞《秋柳图》所作题记相较，金农此时仍以隶书胜，师《西岳华山碑》又能自出己意，有相当高的水平。
金农出游并非总是孤身一人，常常带有仆从同行。这些人各有所长，如朱龙善琢砚，张喜子善界乌丝阑，郑小邑儿工钞书，庄闰郎操缦能理琴曲，蔡春解歌元白新乐府，加上他自己擅书画，大家一起既有照应，又能凭一技之长取得旅游资助，解决了不少问题。
漫游期间金农几次回到扬州暂歇，有几件事值得一提。雍正九年（1731年）秋，在扬州应马曰琯、曰璐兄弟之招，同王歧、余元甲、汪埙、厉鹗、闵华、汪沆、陈皋等集于小玲珑山馆，金有诗云：
少游兄弟性相仍，石屋宜招世外朋。
万翠竹深非俗籁，一圭山远见孤棱。
酒阑遽作将归雁，月好争如无尽灯。
尚与梅花有良药，香黏瑶席嚼春冰。
这一年郑板桥客居扬州，两人始与订交。
雍正十一年（1733年），金农自序《冬心先生集》四卷于十月开雕于广陵般若庵。前有高翔所绘金农47岁小像。集中收有自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至本年的诗作。另有《冬心斋砚铭》一卷，也于是时在同处开雕。版字为“吴郡邓弘文仿宋本字画录写”，甚精美。金农还手自抄录一份，付远嫁天津的女儿收藏。有诗云：“卷帙编完白发疏，中郎有女好收储。”现在尚不知道金农结婚于何年。假设此女是年在16至18岁之间，那么金农的结婚当在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左右。雍正十三年（1735年），金农欲游楚（湖北），但手头很拮据，只好在扬州向友人借一“画品不必过高，明代有名人便妙，亦不须重值者，可值五六金便足满矣”的画幅出售作旅资。游罢湖北一带回到扬州不久，清廷颁布了举办第二次“博学鸿词科”的诏令。“博学鸿词”是唐代就有的一种科举名目，宋代因之。清代始于康熙十七年（1678年），那时国家形势逐渐缓和，举办“博学鸿词”可以进一步笼络知识分子，巩固清朝政权。这次是第二次。金农的诗友、浙江归安县令裘鲁青出于一片好心，向节钺大夫（学使）帅念祖力荐金农的才识，由帅推举金应“博学鸿词”。金农得到这一消息，心情是矛盾的。如果应试，就不能再遂林壑之志，若不应试，就失去了一次难得的进取的机会。他曾上书帅念祖，表明其“进退两难”而辞谢。却好这次“博学鸿词”考试因应举的人寥寥和雍正去世而中辍。次年为乾隆元年（1736年），又续提此事。裘鲁青再荐金农于帅念祖。金辞不获准，又见友人厉鹗、杭世骏都应征进京，他也于八月赴京应试了。
在京师，金农下榻于前门外樱桃斜街一处客店。各省应举的人来得不齐，先到的人只有客店里等，靠清廷发给的一点伙食费勉强维持着。拖了好一阵才开考，待到揭晓，金农和他的友人厉鹗都落榜了，金农不胜唏嘘，是别人搞的闹剧呢，还是自己做的一场梦？自己是50岁的人了，跑来赶这种虚热闹，不是自讨没趣？他梦醒了，“世无伯乐”，“功名”不是为他们这种人准备的，他也决不再图什么“功名”。他要真正遂他的林壑之志，“以布衣雄世”——“掉头独往，免得折腰向人俯仰”。从此决定了他以文字书画为业的道路。
他在京师这段时间，也不是全无乐趣。他结识了刑部尚书张照，翰林院编修徐直亮、张华南等。这些人是达贵，但不自傲傲人。金农和他们一见如故，谈学论艺，甚为相得。徐直亮评价金农诗说：“寿门诗如香洲之芷，青邱之蒿，日饫大官羊者，罕知其味。”这对金农其诗、其人及其所处之境，堪称一语中的。
张照（1691年—1745年）是位著名书法家，行草书出入董其昌、米芾，“书名最烜赫”。他很看重金农，曾屏车骑亲访金农于樱桃斜街，对金说：“昨日潭柘寺见君《风氏园古松歌》，病虎痴龙，造语险怪。苍髯叟，近虽摧伐，更想诗人不易逢也。”特别谈到金农的字：“君善八分，遐陬外域，争购纷纷，极类建宁光和笔法。曷不写五经，以继鸿都石刻乎？吾当言之曲阜上公请君，请君不吝泓颖之劳乎。”这是对金农诗和字的称赞，也是对金的慰勉和推荐。患难中听到此类的话，金农当然有知遇之感。
京师不可以久留，十月他直往山东曲阜了。再谒孔庙，看到那些旧时熟识的古柏，感慨万千。他有《乾隆庚午八月予游京师，十月驱车出国门，至曲阜县展谒孔庙，庙中古柏皆旧时熟识者，裴徊久之，作长歌一篇》，开头写他进京的不堪回首的遭遇，中间想起张照劝他写经刻石的话语，最后以古柏自况：“左围右列如墉城，弗为火夺惟汝贞”。长歌作啸，一抒胸中不平之气，布衣一袭，他又回到了扬州。
自此以后，他虽远游过，如乾隆三年（1738年）下半年到过福建汉阳，又曾泊舟南昌西江滕王阁下；乾隆十一年（1746年）去过安徽休宁，但大部分时间来往于杭州、扬州之间。约略算来，金农64岁前以杭州为主，64岁后则基本上定居扬州。
这期间最重要的，是金农的书风的大改变和在绘画上的新突破。
金农一直是以隶书见长的。张照劝慰他的时候说：“君善八分，……曷不写五经以继鸿都石刻乎？”也是指的隶书。金农隶书得力于《西岳华山碑》，圆笔为主，朴厚飘逸，间出己意，别有风致。后来却渐渐出现了方中见圆，横粗竖细，变隶书结体扁平为纵长的倾向，这一倾向有别于他原来隶书的平稳流畅的风格，明显地受到《国山碑》和《天发神谶碑》的影响。《国山碑》即《禅国山碑》，是三国东吴孙皓天玺元年（276年）封禅国山时刻于宜兴的一块碑石。此碑形状怪异，是个圆锥形巨石，类似米囤，故当地人称作“囤碑”。《天发神谶碑》即《吴天玺纪功碑》或《吴孙皓纪功碑》，是孙皓借传闻天降符瑞之名，立碑“褒赞灵德，以答休祥”而刻于南京的。两碑书体奇特，似篆非篆，似隶非隶，被人目为“牛鬼蛇神”。传说《国出碑》为苏建书，《天发神谶碑》为皇象书，都没有根据。施蛰存先生认为“大约是道士们为了谄谀皇帝，伪托天书，故意写成这种字形。到了后世，却在书法上占了一席，尤其是《天发神谶碑》那种上方下尖的怪字，竟成为汉字的一种美术体”。②这是颇有见地的。事实也确实是，它们于诞怪中寓法度，于率意中见匠心，成为“两汉以来不可无一，不能有二之第一佳迹”。这种“铦厉奇崛”、“生涩险劲”的书法，对报罢归来、绝意仕进的金农来说，既可借以浇胸中块垒，又是矫园熟之弊，纵情挥洒性灵的启迪。在揣摩深研的基础上，入而能化，为我所用，以截豪秃笔作横画粗短、竖画细劲、雄奇恣肆、斩钉截铁之方笔字，一改寻常面貌，金农自称为“漆书”。于迟涩中见畅达、于欹侧中见和谐的“漆书”是金农别开生面的创造，是个性所在，是对传统帖学书法的挑战。对这种书法的成就得失尚可讨论，但其一新耳目的作用是无庸置疑的。当代学者张舜徽先生说：“若金冬心之分隶，郑板桥之行草，自创新体，别成一格，又非临池者所能效，亦不必效也。”③这个说法是公允的。一般人都认为：金农的书法成就超过了他的绘画。
说起绘画，习惯说法是金农50岁后才开始学画。金农工书法，精鉴赏，广识见，有深厚的笔力和领会功夫，一出手就不凡，这是可能的。然而聪明离不开勤奋和实践。从有关资料看，从能画到敢于公开卖画，还是经历了一段过程的。厉鹗《樊榭山房集》卷一有一首诗的题目是：“督牛犁我田，欧阳圭斋句也。寿门为图，因题其后。”此诗作于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戊戌与金农游长兴时，是别人提起的金农最早作画的记载，画的是“乌犍行水浅”的牛耕图，当时金农32岁。还有他自己提到的：“画兰竹自题纸尾寄程五（鸣）、江二（炳炎）。”此诗载于《冬心先生集》卷一，按这本诗集的编年，当在雍正三年（1725年）金农39岁时。上述记载说明，金农30岁左右即开始作画，不过是偶一为之罢了。在金农的心目中，诗第一，书次之，画又次之。诗书是正道，以画名是不得已的事，当时绘画的成就又不足与诗书比，所以金农50岁前不多谈绘事。事情经过若干年，绘画上有了长足的进步，50岁后打破旧观念，以鬻书卖画为能事，画名渐为社会所知，于是50岁后学画的传说便产生了。
比起“八怪”中其他的人来，金农的画路较宽，不蹈袭他人，独辟蹊径、自出心裁，这和他的学问、才情、胸襟是分不开的。
金农报罢南归，在扬州待了些时。先住小秦淮，后居北郭僧舍。北郭僧舍今不知确指为何寺，小秦淮为小东门至连接瘦西湖的北水关一带，当时是歌楼酒肆的汇集之地。如今已重加修复，成为悦目赏心的漫步之所。
金农在扬州的活动，主要是卖书鬻画和文酒之会。乾隆八年（1743年）春，应马氏兄弟招宴饮于小玲珑山馆，厉鹗抚琴，板桥画竹，杭世骏豪吟，快极一时。友朋之间的亲切往来，无拘无束的笑傲挥洒，使金农深感慰藉和欣悦，他有诗记道：“修禊玲珑馆七人，主人昆季宴佳宾。豪吟堇甫髯撚手，觅句句山笔点唇。樊榭抚琴神入定，板桥画竹目生瞋。他年此会仍如许，快杀稽留一老民。”绘色绘声，留下了一幅群乐图。
此时的扬州，比以往更加繁华，书画市场亦颇活跃，但对不善治生的金农来说，单靠书画尚不能免于贫困，不得不另谋生计，画些纱灯托人兜售是办法之一。这年九月全祖望来扬州，作过一篇《冬心居士写灯记》，说道：“夫以寿门三苍之学，函雅故、正文字，足为庙堂校石经，勒太学，……而况降趋时好，至于写灯，则真穷矣！”袁枚《小仓山房尺牍》卷一也有一则答金农托卖灯而未果的信：“……白日昭昭，尚不知画为何物，况长夜之悠悠乎！……虑有所伤，须挚而归之，明珠反照，自怜终胜人怜。”于此可知金农画灯和卖灯之不易。
乾隆十一年（1746年）三月二十二日，金农在杭州度过了60岁生日，有自寿诗四首，其一云：“快活平头六十人，老夫见道长精神。从今造酒营生圹，先对青山醉百回。”旷达中不免悲怆。另一首诗的自注有“老妻时尚在天津女家”。过去金农长年飘泊，妻子苦守旧家，如今年老，尚寄食于天津女儿家，此时此刻，能不凄楚！前面提到，金农唯一的女儿海珊，是远嫁天津的。
这时金农在杭州候潮门外的旧居已经没有了，乾隆十三年（1748年）徙居到南城隅妹婿家何氏书堂。他芟除杂草，买龙井山僧百竿竹植之。据说，这是他画竹之始。更准确地说，是他更精于画竹之始。他在《画竹题记·序》中说：“冬心先生逾六十始学画竹，前贤竹派不知有。宅东西植修篁约千万计，先生即以为师。”法自然，师造化，“画竹目无古人，不求形似，似出乎町畦之外也”，是他画竹的自况。
乾隆十五年（1750年），64岁的金农开始定居扬州。起先住在谢司空寺之别院。所谓谢司空寺，就是他以前住过的天宁寺。据《大清一统志·扬州府》载：“寺在东晋时为谢安别墅，义兴中有梵僧佛驮跋陀罗尊者译《华严经》，请于谢司空琰，建兴严寺，宋政和中改今名。”因为寺是谢安别墅改建的，故可称为谢司空寺。志书上一直是沿袭的明代以来的说法，其实并不准确。佛驮跋陀罗（359年—429年）是北天竺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境内）人，晋义熙四年到长安，义熙（志书作“兴”，误）八年随刘裕到扬都（今南京），住道场寺。道场寺在南京中华们处，一称斗场寺；寺为司空谢石所建，后人又称谢司空寺。佛驮跋陀罗在这里译出《大方广佛华严经》六十卷④。明代志书开始把晋代扬州刺史府所在地的扬都（南京），误认为后来的扬州，并讹传出这样的故事，扬州天宁寺便被称为谢司空寺了。
金农住谢司空寺（天宁寺），画竹最知名。《画竹题记·序》中又说：“客谢司空宅，无日不为此君（指竹）写照也。画竹之多，不在彭城，而在广陵矣。”苏轼知徐州时，常作墨竹，画竹大师文与可写信给苏轼说：“近语士大夫，吾墨竹一派近在彭城（徐州），可往求之。”苏轼彭城画竹，成为历史佳话。金农说：“不在彭城，而在广陵，”是以画竹多而且好深感得意。
金农在扬州，老妻仍在外地，身边侍奉的是一哑妾。乾隆十六年（1751年）除夕，金农独酌苦吟，思念起远方的老妻，作三体诗（五言、六言、七言）抒怀，有“作客身千转，忆家几回肠”句。现在还不能确切地知道他的老妻何时回到他的身边，又何时去世的。金农有一告贷札，不知其年月，但肯定写于这年之后是无疑的：
弟春来心绪种种不佳，兼接天津远信，小女产亡，老妻决意南还，旬日之内措设四五十金，颇难应手，里中诸同好各有所助，助亦弗辞。……今以拙书瘦笔小屏十二幅，髹漆小灯一对，书论画诗二十四首奉寄，聊博数金，作遣人舟揖之费。……
女儿在天津因生产早亡，老妻决意南回。金农四处筹措、求卖字画，方把她接回，但不久就去世了。时间约在金农65岁以后、68岁以前，因68岁为卢雅雨作的花卉册12幅题跋中，似已有悼亡的意思了。老妻殁后，即将哑妾遣去，过着孤身一人的生活。
金农身孤心不孤，友朋之间的关切从未中断过。乾隆十八年（1753年）郑板桥在山东以请赈忤大吏罢官，金农特自绘小像寄赠，其跋云：“十年前卧疾江乡，吾友郑进士板桥宰潍县，闻予捐世，服缌麻设位而哭。沈上舍房仲道赴东莱，乃云：冬心先生虽撄二竖，至今无恙也。板桥破涕改容，千里致书慰问。予感其生死不渝，赋诗报谢之。迨板桥解组，予澓出游，尝相见广陵僧庐，予仿昔人自为写真寄板桥。”如此高尚的交友之道，使他们相互支撑，傲然自立于逆境之中。乾隆二十年（1755年）春，两淮盐运使卢雅雨首次修禊红桥，后又招诸名流20余人，集红桥观赏芍药，金农先成诗：
看花都是白头人，爱惜风光爱惜身。
到此百杯须满饮，果然四月有余春。
枝头红影初离雨，扇底狂香欲拂尘。
知道使君诗第一，明珠清玉此精神。
据说此诗一出，一座为之搁笔。
卢雅雨名见曾，山东德州人，乾隆二年（1737年）曾任两淮盐运使，因整顿盐政，拒受盐商贿赂，为盐商所诬陷，于第二年罢职流放“坐台”。乾隆十八年（1753年）复任两淮盐运使，一做十年。这次活动是他复任两年后举行的。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卢又搞过一次红桥修禊，金农、郑板桥等也参加了，成诗得300卷之多。卢在扬州主持风雅，一时称盛。吴敬梓客死扬州，是他出资把吴的棺材运回南京的。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70岁的金农移寓西方寺。西方寺今尚存，在扬州旧城驼岭巷内，与传说中淳于棼做南柯梦的古槐道院相邻。扬州明以后分旧城、新城。旧城是宋以来的城址，新城是明以后扩筑的。旧城多世居旧家，新城多工商业和手工业者。乾隆皇帝对此也很熟悉。他曾问大臣秦西岩道：“你是扬州人，扬州有旧城、新城，你住在那里？”秦答道：“臣住旧城”。乾隆夸了一句：“旧城多是读书人。”⑤西方寺就在旧城近北门的地方。金农有诗三首，序云：
居扬州旧城西方寺中，每中饭讫繙佛经，语语笔妙。
七十老翁，妄念都绝，我亦如来最小弟子也。
悲凉的心境，只有在佛经中找慰藉。他无可奈何地归结了晚年的情况：
……余自先室捐逝，洁身独处，旧畜一痖妾，又复遣去。今客游广陵，寄食僧厨，积岁清斋，日日以菜羹作供，其中滋味，亦觉不薄。写经之暇，画佛为事，七十衰翁，非求福禔，但愿享此太平，饱看江南诸寺门前山色耳！
山色无多，太平难享，剩下的唯有孤寂的洁身独处而已。
晚年使他快慰的，是收了罗聘、项均等青年人为诗弟子，时时请益，追随杖履，给他不少乐趣。当时罗聘24岁，是最得金农真传的一位。有的说法认为，金农晚年的画大多是罗聘代笔的。弟子为老师代笔不足为奇，项均也为金农代过笔。这只能说明弟子学老师可以乱真，並非是老师人老才退画不好画或竟不能作画。
自己作书作画，弟子代书代画，金农晚年的生活仍是很贫苦的。有一札说：
初到于此，鹾使之往淮上盐荚司月者，必俟其归，方有所贻将得也。此时旅舍青黄不接之时，需用颇繁，暂向尊处借银五金，不出十日便奉还也。……
这样的信札不止一封，其拮据情况可想而知了。
大概在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金农又迁到新城三祝庵居住。三祝庵今已不存，唯此地名及遗址尚可追寻，在今地官第附近。比起西方寺来，三祝庵规模要小得多。有著作说是三生庵的，扬州无此庵，当是三祝庵之误。这地方离盐运使署、小玲珑山馆及弟子罗聘所住朱草诗林，要比西方寺近得多。
这年金农作自画像寄丁敬，题云：“图成远寄乡之旧友丁钝丁隐君，隐君不见余近五载矣，能不思之乎？”表达了对老友的深切怀念之情。题末署“金农记于广陵僧舍之九节菖蒲憩馆”，此处与三祝庵是何关系、有无关系，尚待查考。就像金农自己别号甚多一样，对住处也会有种种别称的。
也是在这一年，罗聘为金农作《蕉荫午睡图》。金跋云：“诗弟子罗聘，近工写真，用宋人白描法，画老夫午睡小影于蕉荫间。因制四言，自为之赞云：先生瞌睡，睡着何妨。长安卿相，不来此乡。绿天如幕，举体清凉。世间同梦，唯有蒙庄。”于悠然自得中略带调侃的意味。
金农年事虽高而创作不辍，留下了不少传世的作品。举凡梅竹、花卉、山水、蔬果、人物、佛像，无不造意新颖，风格卓荦，
古拙奇异。书法更达于精纯的境地。他全身心都沉浸于艺术世界中了。
然而在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76岁的金农却做出一件出乎人意的事情：向南巡的乾隆皇帝呈诗。这时的金农，不可能再有仕途经济之想，为什么还要呈诗？他的《拟进诗表》透露了一些消息：“谨录所业各体诗进呈御览，肃聆圣训，俾在野草茅，沾恩光于万一，荣莫大焉！”金农对自己的诗作自视甚高，不愿以职业画家名世，这一举动很可能是想得到皇帝的首肯而确立诗人的名声，也许还是对考博学鸿词不中的洗刷。为了能够“正名”而暮年呈诗，真是用心良苦了。这说明正统文人身份和职业画家身份，在金农心中的冲突是何等激烈。这一目的並没有能达到。应该承认，金农的诗名为书画名所掩，至今对他的诗的研究和评价还是很不充分的。
随着老友汪士禛、李方膺、厉鹗、全祖望、马曰琯的相继去世和郑板桥、李复堂、黄慎的进入衰朽残年，金农的心和扬州画坛一同冷落了。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秋九月，金农在寂寞中与世长辞，享年77岁。据罗聘所写《冬心先生续集·序》，金农“殁于扬州佛舍”，这佛舍是三祝庵？是西方寺？还是其他寺院？现在很难断定。他生前住在佛舍，最后死在佛舍，就是这位老艺术家的结局。身后萧条，不能下葬，还是老友杭世骏集资，由弟子罗聘等奉榇，归葬于浙江临平黄鹤山中。
说起杭世骏，也可怜得很。他于乾隆元年举博学鸿词，授翰林院编修，比起好友金农、厉鹗来，算是幸运的。但在乾隆八年因殿试言事触犯了满汉之忌，激怒了皇帝，几乎丢掉脑袋。经别人转圜，才赦免其罪，放归故里。回家后无以为生，过卖旧货过活。乾隆三十年南巡到杭州，杭世骏也参与迎驾，乾隆见了问他道：“你靠什么生活？”杭答：“臣世骏开旧货摊。”皇帝不懂，问道：“什么叫开旧货摊？”杭解释道：“把买来的破铜烂铁陈列在地上卖掉。”皇帝听了大笑，写了“买卖破铜烂铁”六个大字赐他。⑥这不是皇帝的幽默，而是对杭世骏的奚落和嘲弄。杭为金农营葬，正是卖破铜烂铁的时候，这种古道热肠，实在令人感动。
金农死后，他的思想艺术成就越来越为人们所认识，秦祖永在《桐阴画论》里甚至说：“金寿门农，襟怀高旷，目空古人，若展其遗墨，另有一种奇古之气……，真大家笔墨。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样的评价，对金农来说，已是身后事了，而对后人，却是永远会研究下去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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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原件藏唐云先生处，影件见《支那墨迹大成》第五卷。
②施蛰存：《金石丛话》。
③张舜徽：《爱晚庐随笔》。
④参见《中国佛教》（二）《佛驮跋陀罗》条。
⑤杨钟羲：《雪桥诗话》三集卷六。
⑥参见龚自珍：《杭大宗逸事状》。
金农字寿门，世称冬心先生，又号司农，浙江仁和人。好古力学，工诗文，造语超越流俗。精鉴赏，家藏古书画甚多，触于即辨真赝；又收金石文字至千卷。癖嗜砚，藏佳石一百二十方，自号百二砚田富翁。精篆刻，所作印章古劲绝伦。性好游，足迹半天下。客维扬最久。年五十有三始学作画，涉笔便古，脱尽画家之习。初写竹师石室老人，号稽留山民。继画梅师白玉蟾，号昔邪居士。又画马，自谓得曹韩法，赵王孙不足道也。又写佛像，号心出家庵粥饭僧。其布置花木，奇柯异叶，设色尤古，非复尘世间所睹，皆独出己意为之；有问者则曰，贝多龙窠之类也。所著有冬心诗钞行世。无子，妻亡后侨寓扬州，不复作归计。未儿病卒，其丧葬皆故交及门弟子经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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