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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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人你来我往，眼看就要翻脸，班长塔塔里诺夫赶忙把他们劝开。

　　“得了，得了，同志们！吵什么呀？还是让保尔挑几段精彩的给大伙念念吧。”

　　“念吧，保夫鲁沙，念吧！”周围都喊起来。

　　保尔把马鞍搬到火堆跟前，坐在上面，然后打开那本厚厚的小书，放在膝盖上。

　　“同志们，这本书叫《牛虻》［英国女作家伏尼契（１８６４—１９６０）描写十九世纪意大利民族民主革命斗争的长篇小说，牛虻是小说的主人公。——译者］。我是从营政委那儿借来的。我读了很受感动。要是大伙好好坐着听，我就念。”

　　“快念吧！没说的！谁也不会跟你打岔。”

　　当团长普济列夫斯基同志同政委一道骑马悄悄走近篝火时，他看见十一对眼睛正一动不动地盯着那个念书的人。

　　普济列夫斯基回过头来，指着这群战士，对政委说：“团里的侦察兵有一半在这儿，里面有四个共青团员，年纪还很轻，个个都是好战士。你看那个念书的，叫柯察金。那边还有一个，看见没有？眼睛像小狼一样，他叫扎尔基。他俩是好朋友，不过暗地里却在较劲。以前柯察金是团里最好的侦察兵，现在他可碰上了厉害的对手。你看，他们现在正在做政治思想工作，不露声色，影响却很大。有人送给他们一个称号，叫‘青年近卫军’，非常合适。”

　　“念书的那个是侦察队的政治指导员吗？”政委问。

　　“不是，指导员是克拉梅尔。”

　　普济列夫斯基催着马向火堆走去。

　　“同志们，你们好！”他大声喊道。

　　战士们一齐转过头来。团长轻捷地跳下马，走到坐着的战士们跟前。

　　“在烤火吗，朋友们？”他笑着问。他的两只小眼睛有点像蒙古人。现在他满面笑容，刚毅的面孔也不像平时那样严峻了。

　　战士们像对待自己的知心朋友和好同志一样，热烈地欢迎团长。政委没有下马，他还要到别的地方去。

　　普济列夫斯基把带套的毛瑟枪推到背后，在保尔的马鞍旁边坐了下来，对大家说：“一起抽口烟，怎么样？我这儿有点好烟叶。”

　　他卷了一支烟抽起来，转脸对政委说：“你走吧，多罗宁，我就留在这儿了。司令部有什么事找我，通知我一声。”

　　多罗宁走了。普济列夫斯基对保尔说：“接着念吧，我也听听。”

　　保尔念完了最后几页，把书放在膝盖上，望着篝火，沉思起来。

　　有好几分钟，谁都没有说话，牛虻的死使所有的人都受到了震动。

　　普济列夫斯基默默地抽着烟，等着听战士们谈感想。

　　“这个故事真悲壮。”谢列达打破了沉默。“这就是说，世界上真有这样的人。本来这是一个人没法忍受的，但是，当他是为理想而奋斗的时候，他就什么都忍受得住。”

　　他说这些话的时候，显然很激动。这本书给他的印象太强烈了。

　　原先在白采尔科维给鞋匠打下手的安德留沙·福米乔夫激愤地喊道：“那个神甫硬把十字架往牛虻嘴边送，真该死，要是叫我碰上，马上送他上西天！”

　　安德罗休克用小棍子把饭盒朝火里推了推，坚定不移地说：“知道为什么而死，问题就不同了。到了那个时候，人就会有力量。要是你觉得真理在你一边，你就应当死得从容。英雄行为正是这样产生的。我认识一个小伙子，叫波莱卡。白匪在敖德萨把他包围了，他一冒火，向一个排的匪军冲了过去。没等敌人的刺刀够着他，他就拉响了手榴弹。手榴弹就在他脚下爆炸了。他自己当然是连整尸首都没留下，周围的白匪也给炸倒了一大片。从外表上看，这个人普普通通，也没有什么人给他写书。可是他的事迹真值得写！在咱们同志中间，这样了不起的人物有的是！”

　　他用匙子在饭盒里搅动了几下，舀出一点茶水，用嘴尝了尝，又接着说：“可也有人死得像只癞皮狗。死得不三不四，很不光彩。

　　我们在伊贾斯拉夫尔打仗的时候，就发生过这样一桩事。伊贾斯拉夫尔是一座古城，在戈伦河上，基辅大公统治时期就建立了。那儿有座波兰天主教堂，像个堡垒，很难攻。那天我们朝那边冲了过去。大家列成散兵线，顺着小巷朝前摸。我们的右翼是拉脱维亚人。我们跑到大路上，一看，有一家院子的围墙上拴着三匹马，全都备着鞍子。

　　“好哇，我们想，这回准能抓几个波兰俘虏了。我们十来个人朝那个院子冲过去。他们拉脱维亚人的连长拿着毛瑟枪跑在最前面。

　　“我们跑到房子跟前，一看门敞开着，就冲了进去。原以为里面一定是波兰兵，哪知道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原来是我们自己的三个侦察兵，他们早来了一步，正在干坏事。事实就摆在眼前：他们正在欺负一个妇女。这儿是一个波兰军官的家。他们已经把那个军官的老婆按在地上了。拉脱维亚连长一见这情景，用拉脱维亚话喊了一声。三个家伙全给抓了起来，拖到了院子里。在场的只有两个俄罗斯人，其余的全是拉脱维亚人。连长姓布列季斯。尽管我不懂他们的话，一看也就明白了，他们是要把那三个家伙干掉。这些拉脱维亚人全是铁汉子，性格很刚强。他们把那三个家伙拖到石头马厩跟前。我想，这回完蛋了，准会把他们崩掉！三个人里边，有一个棒小伙子，长相难看极了，拼命挣扎，不让绑，还破口大骂，说不该为了一个娘们就把他枪毙。另外两个家伙都在求饶。

　　“我一看这情景，浑身都凉了。我跑到布列季斯跟前说：‘连长同志，把他们送军事法庭算了，干吗让他们的血弄脏了你的手呢？城里战斗还没完。哪儿有工夫跟他们算帐。’他转过身来，朝我一瞪眼，我马上就后悔不该多嘴了。他的两只眼睛简直像老虎。毛瑟枪对着我的鼻子。我打了七年仗，这回可真有点害怕了。看来他会不容分说就把我打死。他用俄语向我喊，我勉强才听明白：‘军旗是烈士的鲜血染红的，可是这几个家伙却给全军丢脸。当土匪就得枪毙。’“我吓得赶忙跑到街上去了。背后响起了枪声。我知道，那三个家伙完蛋了。等我们再向前进的时候，城市已经是咱们的了。事情就是这样。那三个人像狗一样死掉了。他们是在梅利托波利附近加入咱们队伍的，早先跟着马赫诺匪帮干过，都是些坏蛋。”

　　安德罗休克把饭盒拿到脚边，打开装面包的背囊，接着说：“咱们队伍里混进了一些败类，你不能一下把所有的人都看透。从表面上看，他们好像也在干革命。可这些家伙是害群之马。我看到这种事，心里总不痛快，直到现在都忘不了。”

　　他说完，就喝起茶来。

　　骑兵侦察员们睡觉的时候，已经是深夜了。谢列达大声打着呼噜。普济列夫斯基也枕着马鞍子睡着了。只有政治指导员克拉梅尔还在笔记本上写着什么。

　　第二天，保尔侦察回来，把马拴在树上。他把刚喝完茶的克拉梅尔叫到跟前，对他说：“指导员，我问你，我想跳槽，到骑兵第一集团军去，你看怎么样？他们往后准有许多轰轰烈烈的事要干。他们这么多人聚在一起，总不是为了好玩吧。可咱们呢，却老得在这儿闲呆着。”

　　克拉梅尔惊讶地看了他一眼。

　　“怎么跳槽？你把红军当成什么了？难道是电影院吗？这像什么话？要是大伙都这么随随便便，从这个部队跑到那个部队，那可就热闹了！”

　　“这儿也罢，那儿也罢，反正是打仗，哪儿还不一样？”保尔打断了克拉梅尔的话。“我又不是开小差往后方跑。”

　　克拉梅尔一口拒绝了他的要求。

　　“那你说，还要不要纪律了？你呀，保尔，什么都好，就是有点无政府主义，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党和共青团都是建立在铁的纪律上面的。党高于一切。谁都不能想到哪儿就到哪儿，而应该是哪儿需要，就到哪儿去。你要调动，普济列夫斯基已经拒绝了吧？那不就得了，到此为止吧。”

　　又高又瘦的克拉梅尔脸色有些发黄，他因为激动，咳嗽了起来。印刷厂的铅尘已经牢牢地附在他的肺叶上，他的两颊时常现出病态的红晕。

　　等他平静下来以后，保尔小声但却十分坚决地对他说：“你说的全对。可我还是要到布琼尼的骑兵部队去，我是走定了。”

　　第二天傍晚，篝火旁边已经看不到保尔了。

　　在邻近的小村庄里有一所学校，学校旁边的土丘上聚集着一群骑兵，围成了一个大圆圈。布琼尼部队的一个健壮的战士，帽子推到后脑勺上，坐在机枪车后尾，拉着手风琴。一个剽悍的骑兵穿着肥大的红色马裤，正在圈子里跳狂热的果拍克舞。手风琴拉得很蹩脚，既不和谐，又不合拍，害得那个跳舞的老是跳错步子。

　　村里的小伙子和姑娘们都来看热闹，他们有的爬上机枪车，有的攀着篱笆，看这些刚开来的兴致勃勃的骑兵战士跳舞。

　　“托普塔洛，使劲跳哇！把地踩平吧！喂，加油啊，老兄！拉手风琴的，加点劲啊！”

　　但是这位手风琴手的粗大手指，扳弯马蹄铁倒不费劲，按起琴键来却很笨拙。

　　“可惜阿法纳西·库利亚布卡叫马赫诺匪帮砍死了，”一个晒得黝黑的战士惋惜地说。“他才是第一流的手风琴手呢。

　　他是我们骑兵连的排头，死得真可惜。是个好战士，又是个呱呱叫的手风琴手。”

　　保尔也站在人群里。他听到最后这句话，就挤到机枪车跟前，把手放在手风琴风箱上。手风琴马上不响了。

　　“你要干什么？”拉手风琴的战士斜了保尔一眼。

　　托普塔洛也站住不跳了。周围发出了一阵不满的喊声：“怎么回事？干吗不让拉？”

　　保尔伸手握住手风琴的皮带，说：“来，我来试试。”

　　手风琴手用不信任的眼光打量了一下这位不相识的红军战士，迟疑地把皮带从肩上褪了下来。

　　保尔照他的老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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